马志远，刘珊珊 | 政府治理、国民幸福感及其增进适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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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国民幸福感及其增进适配路径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

作者简介

马志远，山东青岛人，教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关注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政策分析、组织行为与绩效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质量和财政资源配置政策方面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财政研究》《经济学家》等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刘珊珊，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国民幸福感作为“隐藏的国民财富”及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已被看作是指导公共政策的“标尺”与“试金石”。采用以组态研究见长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依据“世界幸福报告”和“世界治理指数”两大权威数据库均涵盖的全球152个国家（地区）2007—2016年国民幸福指数与政府治理指标数据信息，可研究不同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及改进路径架构问题，探索性地识别出“西式民主主导型”“民主-技术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和“技术质量偏向驱动型”三类异质性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改进路径架构之治理适配模式。面对全球经济体追寻“善治”之道过程中良莠不齐的表现，以及“发达国家幸福感正在丧失”的严峻现实情境，民主激进与技术偏废无疑有损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中国特色治国理政实践和“民主-技术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治理模式无疑为全球各具特色经济体增进国民幸福感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国民幸福感；政府治理；治理结构；QCA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根价值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中国梦。世界银行发布的《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高效的政府对于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规则和制度——至关重要，市场的繁荣、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也依赖于此。没有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无从谈起。”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特色治国理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效，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作用成为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制度适当”无疑比“政策适当”更为关键。制度因素的作用及其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适用性并不是绝对的。有学者指出，当今被发达国家所推崇的“好政策”“善治”标准，实际上是“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早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初期，莱夫维奇就特别提出，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改革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威尔金在其研究中将中国作为政府治理作用并不明显的例证，尽管中国的腐败、医疗、环境问题等饱受诟病，但其国民幸福感却在成比例增加。马蒂亚斯·奥特维克认为：“中国虽然并不完美，但它已经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教育更多的人，增加他们的寿命，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社会没有像中国政府那样改善国民福利，如果否认中国享有‘善政’，这将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与中国国民幸福感增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却在“丧失”。我们不禁提出疑问：像美国、日本等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国民幸福指数近年来一直呈下降态势，而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正好相反。这种全球国民幸福感差序格局的形成，到底是制度引致抑或是路径依赖？除了伊斯特林针对美国、日本和9个欧洲发达国家情形归纳为“幸福悖论”及收入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外，是否还存在与不同经济体自身特征相关的国民幸福感改进适配路径选择？其决定因素有何差异？这些因素的组合构型及其功效又是怎样，进而影响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演进路径架构及其相关选择？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一）结构功能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民幸福感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e Functionalism）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流派，它把社会看成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整体，每个子系统以其特有的功能对整体存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领袖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横向功能分析，将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维系归结为著名的“AGIL功能模式”，即适应(Adap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 和模式维护(Latency) 四项基本功能。这四项基本的功能分别对应于四个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功能、“社会共同体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模式托管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社会系统以一个整体、均衡、自我调适的样态维持社会运转的自然秩序。政府如何能够保障国家避免陷入“有经济增长，无幸福增长”的伊斯特林“幸福悖论”陷阱？国家(政府)作为政治系统，承担着目标制定与资源整合的双重功能，并在这一过程中肩负着形塑责任与回应的价值理念。因此，如何把民众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形成以国民幸福诉求为中心并与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政府治理模式是本文需要研究的焦点问题。

（二）政府质量与国民幸福感

作为“隐藏的国民财富”及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幸福感成为政府治理绩效的“晴雨表”。然而，政府质量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国民幸福？世界银行研究中心学者Kaufmann将政府质量定义为“国家权威实行的惯例和制度，包括政府被选举、监督和更替的程序，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公民的尊重以及控制经济社会事务的制度状态”，高水平的治理即为善治(Good Governance)。

在经济学家眼里，政府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组织。“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并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存在一些限制政府攫掠市场的制度。因此，要解决这类发展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为经济良序运作所必需的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保障。”鉴于此，在理论上政府是否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幸福感，是评判政府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政府自身质量高低或许才是能否增加国民幸福感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治理结构与国民幸福感

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往往被学者们用于评估政府质量，包括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GE）、法治水平（Rule of Law，RL）、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RQ）、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CC）、民意表达（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VA）和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PS）六个维度。在此，我们不妨将政府治理体系看作由各维度子系统相互耦合构成的整体，并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保障政府治理能力的发挥。

治理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究竟有何影响？海利威尔和黄将上述六个维度具体划分成“政府技术质量”和“政府民主质量”，发现二者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展现出不同的特征。他们认为，民主质量对相对富裕的国家更重要，而技术质量对相对贫穷的国家更重要，奥特通过实证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约翰斯科夫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把制度质量转化为经济-司法制度因子和政治制度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摆脱了贫困，政治制度因子才发挥出作用，而在此之前，经济-司法制度因子的作用力更大。

（四）政府治理与国民幸福感情景演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耦合与价值勾画

基于文献回顾，政府质量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已深受学界关注。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衡量政府质量，大部分研究结论均显示政府质量对国民幸福感存在影响。政府治理结构——技术质量和民主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影响国民幸福。良好治理本身就是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如果国民被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幸福感显然会提升。制度形成“社会环境”，高质量的“社会环境”能够让国民感觉到生活有保障，能够安心地从事自己的生产活动，进而拥有良好的心理满足感。综上所述，本文构建政府治理与国民幸福感情境演化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1.治理结构张力与要素耦合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因素糅合的系统，各要素不是简单的叠加，其中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文化支持系统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支撑整个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转。对于政府治理体系而言，治理结构至关重要，它不仅直接体现着某种治理价值，更作为治理的载体影响着治理的过程与绩效。治理结构作为嵌套于治理目标如何实现的制度、程序和规则系统，其核心在于如何确保系统中各要素密切配合与良性互动。但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张力：治理技术质量强调规则与效率，表现出工具理性、逐利性；治理民主质量强调公平、自由等价值理性特征；经济、教育、健康等社会发展要素强调多元、协商、合作与共识，因而表现出互动性、弹性特征。因此，结构功能主义视域下的治理体系能否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核心在于根据治理场域的异质性，动态调试治理结构，确保场域中各要素的密切配合与良性互动，使政府、社会与公民在相互耦合中形成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形态，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增益国民幸福。

2.治理结构偏向与要素调节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整体性制度结构模式。各国的自然禀赋、文化传统、经济基础不同，决定了各国必然要追寻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善治之道”，形成“适宜的”治理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国民希望政府能够提高技术质量，提供健全的制度框架，促进社会的物质繁荣，在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如对于生活在非洲国家居民的幸福感而言，医疗、住房条件的改善远比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更为重要。

技术质量与居民幸福感的联系是基础性的，它是民主质量影响幸福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居民表达的意见得到回馈，而且他们选举出来的不是一个腐败代理人的时候，民主对国民幸福感的意义才得以彰显。腐败破坏民主背后的委托-代理关系，通过降低国民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进而影响国民幸福。即使国民选举的代理人获得了胜利，名义上的代理也不能真正转化为影响政治决策的实际能力。如果政治决策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国民会有被排斥或被疏远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就消失了。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民主质量对国民幸福感才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的民主质量让国民觉得他们参与了政治过程并影响了政治结果，他们从参与过程中获得积极自我感觉的同时，政府效能也会得到提高。

3.治理体系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

政府、社会与公民作为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同时，其内蕴的价值理念则成为治理体系的价值支撑，维持治理体系的运转。文化系统作为精神、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公共部门的责任理念与回应性，经济系统中的自由、公平理念，社会系统中的参与、协商理念都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价值支撑，构成治理体系的软约束。如果说价值理性为治理体系提供信仰支持，那么工具理性则是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约。价值理性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能够内化于心，而工具理性的形成则依赖强行禁止的外部约束。国家治理体系通过吸纳整合各个治理要素，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均衡，保障治理效能的发挥。迪·特拉和麦克库洛奇认为，政府理念与国民理念的共鸣会给国民带来强烈的幸福感。在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中，美国学者罗伯特·默顿将社会系统的功能进行拓展，引入了“潜功能”“负功能”的概念，认为治理体系中可能出现腐败、效率低下、民意诉求无法得到积极响应等现象，因此治理体系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并非都以“正功能”的姿态得以呈现。如果治理体系中的某一治理要素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必然会给其他子系统带来连锁的负面效应，从而引致国民对政府质量的消极感知。

综上所述，现有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倡导和公共部门改革运动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关于政府治理对国民幸福感提升应该发挥何种程度作用的争议截至目前仍在进行，且尚无定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国民幸福诉求不同，政府治理结构偏向或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不同治理结构产生的治理效能（国民幸福感）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情境经济体政府增进国民幸福的治理路径应当具有“适配性”。目前针对不同情境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改进路径架构及政府治理相应侧重点选择等的研究很是罕见。尽管政府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已深受学界关注，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仍以影响变量层面的回归交互模型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存在共性不足，即难于处理前因条件的相互依赖性、多维组态的等效性等复杂逻辑问题。

鉴于这些关键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缺失，本文试图从整体论和集合论的视角出发，以全球152个国家（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世界幸福报告”和“世界治理指数”两大权威数据库，借助以分析不同前因条件组态构型见长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甄别不同情境经济体政府增进国民幸福的治理适配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参考奥特等的做法，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人均GDP排名，将152个研究样本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相对贫困经济体三大类型，通过对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改进路径架构的不同前因条件构型（Causal Configuration），探究不同情境经济体政府治理努力与国民幸福改善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中国特色治国理政与民生福祉增进适配路径及政府治理能力在提升国民幸福感过程中的敏捷性响应情景。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特色治国理政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民幸福感治理能效，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增益民生福祉方面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三、分析结果与研究发现

基于变量导向的回归分析方法无法处理多个前因条件相互依赖的耦合效应、组态的等效性，以及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等复杂问题，可能难以达到合理解释不同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变化（升为1，降为0）二元特征表现之理想效果。本文围绕国民幸福感指数动态增量这一关键结果变量，采用以组态研究而见长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通过构建真值表、单个条件要素及其构型分析，找到影响国民幸福感变化的条件组合，在此基础上剖析全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政府增进国民幸福的治理适配路径。QCA具体通过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指标来衡量条件变量X和结果变量Y在集合隶属上的充分、必要关系。测量集合X对Y的一致性，就是考察X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构成Y的充分条件，即X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导出Y；测量集合X对Y的覆盖度，则是考察X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构成Y的必要条件，即集合X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是达到Y的唯一路径。覆盖度描述了解释条件（组合）X对结果Y的解释力。覆盖度从0到1不等，该指标越大，则说明X在经验上对Y的解释力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一）全球国民幸福感差序格局情境演化

通过比较全球152个经济体在2007—2016年时间窗口内国民幸福指数增量分化特征，结合2016年152个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总体水平的个体差异，我们发现如下感兴趣的信息（见表1）。一方面，就国民幸福感指数绝对值水平而言，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感由高至低差序格局显见；但另一方面，在2007—2016年时间窗口内，国民幸福指数增量分化景象却是自发展中经济体—贫困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由正到负之差序格局。换言之，发展中经济体和相对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改善通道，而发达经济体国民幸福感近年来提升乏力，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结论证实了伊斯特林“幸福悖论”的存在，也佐证了莱恩“发达国家国民幸福感丧失”之观点。

从图2全球152个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上升、下降个体样本分布情况来看：44个发达经济体中仅有15个经济体的国民幸福指数在过去10年时间内呈现上升态势，其余29个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是下降的，上升、下降个体占总体样本的比例分别是34.09%和65.91%，表明发达经济体群体中近2/3的个体国民幸福感处于下降通道；与之截然相反的是，4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有28个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呈上升之势，其中上升、下降样本之比为57.14∶42.86，表明近六成发展中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处于上升通道；与此同时，59个贫困经济体中26个国民幸福指数同样呈现上升趋势，上升、下降个体占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44.07%和55.93%。显然，发展中经济体进步明显，不少相对贫困经济体也较十年前有很大改进。

由此我们提出，与所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路径依赖或许才是导致全球国民幸福感差序格局演化的动因。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无论注重技术质量还是民主质量，应当充分考虑经济体自身特征属性及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的国民幸福诉求。

（二）“组态效应”分析——定性比较分析（QCA）结果

本文关注的兴趣事件是国民幸福指数（NHI）在研究时间窗口中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一结果事实。按照QCA二元（0,1）逻辑赋值的原则，当国民幸福指数比基期（本文设定为2007年）增加了，说明政府的治理努力有助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则将NHI赋值为1；反之，当个体案例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没有增加或者减小，则表明国民幸福诉求没有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积极响应，则NHI赋值为0。同样，当个体案例经济体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数增加，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以此建立三大类型经济体相应真值表（Truth Table）。根据三大类型经济体所包含的样本数量特征，将组态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并确定80%作为一致性程度（Consistency）临界值，以此筛选前因条件构型。QCA分析结果报告包括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种，将在中间解和简化解中同时出现的治理要素作为前因条件构型的核心条件，显然核心条件对于结果的产生意义重大；同时将仅存在于中间解而未在简约解中出现的前因条件标注为辅助条件，从而识别各相关前因条件构型中组合要素的“主次”关系。定性比较分析（QCA）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三） 研究发现与结果讨论：不同经济体群体国民幸福感升降的组态构型及适配路径

（1）发达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升降组态构型与路径依赖

对于44个发达经济体，QCA分析结果（表2）显示：有4个治理要素耦合的前因条件构型能够提升国民幸福感，总体覆盖率为66.67%，即对44个发达经济体中15个国民幸福指数提升案例群中的10个案例(15×66.7%)有100%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与此同时，国民幸福感下降的治理构型有6个，总体覆盖率为82.76%，即对44个发达经济体中29个国民幸福指数下降案例群中的12个案例（29×82.76%=24）有100%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见表3)；44个发达经济体国民幸福感上升和下降的相关组态构型对其相应案例群中的34个案例（其中10个上升和24个下降）有77.27%（34/44×100%=77.27%）的覆盖率和100%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进一步分析发达经济体国民幸福感提升的4个前因条件组态构型发现，民主主导与技术保障是这10个发达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得以提升的主体组态构型，并成为这些发达经济体国民幸福感持续改进的适配路径；其中以民意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法治水平×控制腐败这一政府治理要素组合的充分性水平为最高，原覆盖率和净覆盖率均达到33.33%，覆盖了5个(15×33.33%=5)国民幸福指数持续改进的经济体案例。同样地，有利于国民幸福感改进的其他3个充分性条件组合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在民主主导基础上应重视技术质量相向而行。

然而，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在持续改善国民幸福感方面有良好的表现，民主乱象与技术怠慢迷失型组态是44个发达经济体群体中多达29个国民幸福指数下降案例的错配路径。在QCA分析结果（表3）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经济体分析发现，正如戴蒙德在《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中所述，民主需要大多数人的同意，而同意需要合法性，合法性需要有效率的运作。然而效率可能因为征求大多数人的同意而被牺牲。诸如实施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日本，首相更迭犹如“走马观花”，五年六首相，这似乎可谓全球范围内“民意表达与问责”最出色的国家，但在福岛核电事故处置过程中的政府表现却是既不民主也非专业，政府原本应及时作出人口疏散决策带领国民渡过灾难却反而延误良机，国民幸福感又怎能因此而得到改善？

同样的例子是标榜民主的美国，枪击案件频发、警察野蛮执法、恐怖主义笼罩等多重因素导致美国民众缺乏安全感。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感叹：“如果我们不讲事实，美国民主就到了晚年。”美国民众对美国社会将走向何方感到迷茫，或者说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张维为认为美式民主光鲜外表的背后是尔虞我诈、乌烟瘴气，现实世界中的西方国家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西方民主的失望情绪日益加深。在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是动乱和冲突。本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确保政府技术质量不断改进的同时，注重政府民主质量推进，才能使国民幸福感持续得到改善。

（2）发展中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升降组态构型与路径依赖

对于49个发展中经济体，QCA的分析结果（表2）显示：政府治理能够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充分性条件组合有3个，总体覆盖率达到78.57%，即对4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28个国民幸福指数提升案例群中的12个案例(28×78.57%=22)有95.70%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见表2)。与此同时，国民幸福感下降的政府治理组态构型有4个，总体覆盖率为57.14%，即对4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21个国民幸福指数下降案例群中的12个案例（21×57.14%=12）有100%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见表3)。

技术增进与民主改善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是提升发展中经济体国民幸福感的主体组态构型。其中，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非民意表达与问责和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法治水平×控制腐败这两个政府治理要素组合的解释力最高，原覆盖率均达到35.71%，净覆盖率分别为21.43%和17.86%，各覆盖了6个(28×21.43%=6)和5个（28×17.86%=5）国民幸福指数提升经济体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在治理技术质量增进的同时，结合各经济体自身特点逐步改善民主质量，有条不紊地推进治理结构调适无疑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国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组态构型与适配路径。

表3显示，民主激进与技术偏废错配型是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国民幸福感下降的主体组态构型及失配路径。诸如以伊拉克、利比亚为代表的被美国民主化的国家，以及“阿拉伯之春”席卷过的埃及、叙利亚等，人们怀着对民主的热望走上街头，目睹着频繁的政权更换，旧政府是被推翻了，但如今动荡更多，暴力愈烈，自由益少，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来一些深层次的缺陷可以被称为 “基因缺陷”。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一味强调民意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这些代表政府民主质量改善的指标，不仅不会有效提升国民幸福，反而会因忽视国民普遍关注的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控制腐败等政府技术质量改进导致国民幸福感的下降。

（3）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感升降组态构型与路径依赖

对于59个相对贫困经济体的QCA分析结果（表2）显示：政府治理能够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前因条件组合有3个，总体覆盖率达到57.7%，即对59个贫困经济体中有26个国民幸福指数提升案例群中的15个案例(26×57.7%=15)有100%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与此同时，能够解释国民幸福感下降的政府治理要素条件组合有5个，总体覆盖率为57.14%，即对59个贫困经济体中33个国民幸福指数下降案例群中的23个案例（33×69.70%=23）有95.83%的一致性水平解释力(见表3)。

技术优先与政治稳定偏向型是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感提升的主体组态构型及适配路径。政府效率×非监管质量×非控制腐败、政府效率×法治水平×非控制腐败×非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政治稳定×非民意表达与问责和政府效率×控制腐败×非法治水平×非民意表达与问责是表征相对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不断改善的有效路径，这四个政府治理要素组合的原覆盖率分别为15.39%、11.54%、7.69%和7.69%，总共覆盖了11个国民幸福指数提升的贫困经济体案例，净覆盖率在11.54%和7.69%之间。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确保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政府治理技术质量，是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关键组态构型及适配路径。

表3显示，政局动荡与治理乱序型组态是59个贫困经济体群体中多达33个国民幸福指数下降的主体构型与适配路径。结合典型案例经济体进一步分析发现，诸如以阿富汗、也门为代表的国家，战争成为日常生活常态，掠夺和仇杀代替了宽容和奉献，教育更是变得无足轻重。正如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为何日益衰败?如何起死回生?》中强调的，可以用来解释那些之所以一直处于贫穷国家状态的四种不同陷阱：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之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陷阱。

（4）中国特色治国理政与民生福祉增进适配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然而，正如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质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样，他们如今转换话题，开始“担忧”中国伴随着社会财富日益积累的同时，民生福祉能否得到相应提升？为此，本文进一步提取国际公认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以及国内“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权威数据库中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调查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再考证（见图3）。

无论是国际权威数据库还是国内公认数据库的独立性调查结果信息无例外表征，均显示十几年来中国国民幸福感处于上升、改善通道。而且，中国国民幸福感改善空间（增量）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突出，在转型经济体中更是名列前茅，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21世纪以来，我国国民幸福感、收入合理性、政府满意度、行为开放性以及政治参与意愿都在提升。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显然与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实践正是“技术增进与民主改善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的典型代表。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非不加选择地西方化、资本主义化，重要的是寻求和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需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民幸福感治理效能，使发展更有激励，制度更加巩固，人民更加幸福，以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国民幸福感作为“隐藏的国民财富”及反映民生的重要指标，已被看作指导公共政策的“标尺”与“试金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国民幸福诉求不同，提升其国民幸福感的治理结构偏向和有效路径也不尽相同。本研究基于对不同治理要素匹配形成的组态构型进行分析，探索性地识别出“西式民主主导型”“民主-技术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和“技术质量偏向驱动型”三类异质性国民幸福感增益空间提升、改进路径架构模式，并对其“适配性”进行有益探讨。对于发达经济体，海利威尔和黄以及奥特等学者的分析结论认为政府治理的民主质量更为重要，而本研究分析显示，只有在确保政府技术质量不断改进的同时，注重政府民主质量提升，才会使国民幸福感得以持续改善。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体现政府技术质量的政府效率、法治水平、监管质量和控制腐败等四个指标的合理组合是提升其国民幸福感的有效路径；对于发达经济体，如果一味强调政府民主质量，不仅不会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甚至可能因忽视国民普遍关注的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控制腐败等政府技术质量进而有损于国民幸福感的改善；对于相对贫困经济体，政府致力于以“政府效率”为核心的政府技术质量的持续改进才是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可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民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并非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审视，可以表现为治理结构因地制宜动态调试或改良，这有助于形成与自身发展特征相符的治理适配路径以保障国民幸福感的持续改善。这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明确一种观念: 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流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组织和价值的存在都应当具有时代性和变化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在确保政府治理质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治理结构及价值取向的合理性。面对一个多元利益彰显的现代社会，国家治理体系中各治理要素的耦合要正视要素间的结构性张力，并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动态调试治理结构和持续改进治理质量，意味着政府不仅要关注治理的广度，还要重视其深度。这就需要政府把民众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形成以国民幸福诉求为中心并与自身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政府治理模式，创造一条具有公共性和人本色彩有机结合的政府善治之道。中国特色治国理政实践和“民主-技术结构调适复合驱动型“治理模式”的成功，无疑为全球各具特色经济体增进国民幸福感提供了“中国方案”。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专栏，第56-6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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